伍洪祥（1914-2005）,男，福建省上杭縣人。中國共產黨優良黨員、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、黨的優良政治工作者。土地革命時期老黨員，紅軍主力長征后，留在閩西堅持三年游擊戰爭。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龍巖地委書記，福建省代理省長，福州市委第一書記，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；福建省委常委、書記處書記，福建省副省長；福建省政協主席。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。本報今日選編《伍洪祥回憶錄》的部分內容，以饗讀者。題目為編者所加。
圖為伍洪祥同志。
□ 伍洪祥
苦難童年
1914年11月6日(農歷九月十九日)，我出生在福建省上杭縣泮境鄉元康村。
元康村是個小山村,在我出生時全村不過七八百人,不足200戶人家。村民分屬伍、李兩姓。伍姓為大姓,人口占多數,現在還有600多人。
我們伍姓村民都是從中原地區輾轉遷徙南下的客家人。據老一輩的人傳說,伍氏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黃帝時代。先祖據傳是炎帝神農氏之子,封侯于安定郡,就是現在甘肅東部的平涼一帶,所以伍氏后人把安定郡視為本族始祖的根源。以后幾經遷徙,久居江淮地區。春秋時吳國名臣伍子胥即為伍氏先人之一。
我的祖父叫伍秋桂，祖母姓羅。祖父母一生以種田為業,養育了9個兒女，其中有5個兒子。長子瑞清，次子瑜清，三子琰清，四子瑤清。我的父親排行第五，名叫琴清。父親一生以種田、做土紙為業,經濟收入十分微薄,終年勞累,不得溫飽,還要養育我和3個年幼的姐姐,身體十分衰弱。因此,在我出生不足2歲時,父親便撒手人寰,在貧病交加中去世,當時不過30歲左右。由于父親過早離開人世,我對于父親沒有任何的印象。
父親去世,家庭的主要支柱崩塌,留下母親、3個姐姐和我,孤兒寡母,家庭里的氣氛悲涼到了極點。當時,大姐9歲,名叫長金；二姐6歲,名叫細妹；三姐只有4歲。年僅27歲的母親不得不支撐起全家的生計。可以想象,那時我家的貧苦與生活的艱辛幾乎到了絕望的邊緣。
不久,我的三姐得了一場大病,因家里無力為她醫治,過早地夭折了。所以,我連她的名字竟也記不得。好在我父親有4個兄弟,在后來的年月里,伯父和堂兄弟們不僅在生活和經濟上給了我家很大的幫助,而且由于其中幾個堂兄比我成熟得早,較早接觸革命,對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啟蒙和引導的作用。
特別是我的大伯父對我最關心。他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明的人,懂得不少人生哲理,經常給我講一些做人的道理。我小時候,他常常給我講洪秀全、石達開等太平天國的故事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對清政府的腐敗統治很不滿,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表示贊賞。因此,在我童年的成長道路上,大伯父對我有著重要的影響。
我們叔伯兄弟11人,先后都參加了革命,其中有7人犧牲。特別是我的堂兄伍步祥和伍福祥對我的影響比較大。后來,伍步祥擔任了上杭縣總工會主席和縣蘇維埃政府副主席,伍福祥擔任了上杭縣委組織部部長,他們都在1932年臺灣地區黨進攻時被殺害。伍鳳祥1929年1月在長汀參加紅四軍,1931年在紅十二軍任連長時參加武平縣桃李（也叫桃地，現桃溪鎮）戰斗,英勇犧牲。還有個堂弟叫伍修祥,在紅軍中被敵人打散受了傷,據說連滾帶爬當乞丐跑到了寧化安遠鄉的一個山溝里,直至1964年“社教”運動,工作隊念報紙，念到了我的名字，他才知道我還健在。隨后我專程去寧化探望他,看到他腳上仍殘留著尚未痊愈的傷痕,他生活還是很困難的,后來于1990年前后病故了。
后來,我進入私塾讀書兩年,又因家庭極度貧困,不得不中斷學業。母親讓我跟著叔伯去學做紙,母親說人生學一門手藝極好。
我那時剛滿11歲,體力不足,身材也小,開始在家鄉的紙坊當學徒,跟隨叔伯做比較簡單的勞作。經過大約一年時間苦干,我學會了不少造紙的技術。
1926年的陽春三月,村里的鄉親們忙著準備春耕生產。這時，本村族人伍慶元在龍巖大池開小雜貨店兼營一家小酒店,把我找去當伙計。
我母親叫謝三妹,出生于1888年。我們村上的人都習慣叫她為謝新人。我的外婆家在上杭縣將軍地,離元康村只有幾公里。我的父親在幼小的時候,曾經與三坪村江家的一個女童訂了婚,但那個女童沒等到成年就夭亡了。我父親長大成人之后,才正式與我的母親成婚。
我的母親自從嫁到我家之后,就一直在苦難中生活。婚后不久，20歲那年就生了我的大姐,在以后的六年當中,又先后生了我的二姐、三姐和我。母親除了幫助父親耕種,其余的時間全部花在料理家務和養育4個嗷嗷待哺的孩子,不分寒暑冬夏,也不分白晝黑夜,從不停息。
1928年冬,我走上革命道路,參加了鐵血團。1929年6月暴動以后,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動。母親對我和我的選擇,從一開始就支持,而且盡她所有的能力,給了我很大的幫助,為革命事業貢獻出了她的全部。
1934年秋天,紅軍出發長征,蘇維埃政權也隨之消失了。地主反動派復辟,卷土重來。我沒有出發長征,帶領了紅軍游擊隊在閩西地區繼續戰斗。在那白色恐怖的嚴酷歲月里,母親和其他紅軍、蘇維埃干部的家屬受到了種種迫害。
我們鄉的鄉長伍興槐,雖與我同村同族,但他是個地主土豪,對紅軍家屬和革命群眾實行殘酷報復,對我母親百般刁難和打擊。
他與臺灣地區黨軍隊勾結在一起,把我母親抓去關起來,逼迫她交出當紅軍的兒子。我母親是個十分倔強的人,對于反動派的迫害一點也不退讓。她說:“你們有本事自己去找,我沒有辦法。”敵人威脅要殺她。她說：“要殺就殺,我活得這么大歲數,死了也值得了。”敵人拿她沒有辦法,決定把她押解出境,趕到寧化縣去做勞役。我的母親在群眾中很有威信,也深得大家愛護。全村的老百姓都出來保護她,還有100多人聯名寫了書面具保書,不讓我母親離去。反動派無奈,只好放了我母親。
我是1931年告別母親,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外出工作的。從那以后,我一直沒有回家,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。
1951年,我擔任了龍巖地委書記兼龍巖軍分區政委,安排好工作以后,偕同我的妻子尹峰和3歲的兒子太安一起回家鄉去探望母親。那時公路只通到上杭縣城。我們先坐吉普車到上杭,然后騎馬回元康村。南方的馬匹很馴順,走得也不快,兩天才到家。
母親見到離別20年的兒子和第一次見面的兒媳婦和孫子回家來,高興得難以形容。
后來,我把母親接到身邊來共同生活,先到龍巖,后來又到了福州。
母親隨我在福州住了一段時間。她總是惦念著家鄉,說過不慣城里的生活,一定要回鄉下去。我多次挽留她,她說坐在家里不動很難受,能不能找一塊地給她種菜,下地干點活。我們住在機關宿舍里,是不可能滿足她要求下地勞動的愿望的,不得已,只好再送她回元康村老家。母親回家以后,還是像過去那樣,下地勞動,生產糧食和蔬菜,從未停息。
1960年1月,我的母親去世,我那時在省里工作。母親去世前并沒有什么大病,也沒有預兆。她上午還上山砍柴,回家又喂豬做家務,下午就不行了。當我趕到家里時,她已經去世。多少年來，我一直把母親的畫像掛在廳堂里,抬頭見到這畫像,就會想起母親苦難、曲折而又極其平凡的一生。
《伍洪祥回憶錄》，伍洪祥著，黨史出版社，2004年出版。
走上革命道路
1927年,蔣介石在上海發動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,北伐戰爭的大好形勢急轉直下,全國陷入了嚴重的白色恐怖。
1928年春節前后,正是農村冬閑時節,到平民夜校讀書的人比較多。我白天做工,晚上進夜校,前后斷斷續續讀了兩年,不但學了文理各科和圖畫,文化有很大的提高,而且學到了很多革命的道理。
1928年春節過后不久,我再次外出到龍巖小池做工。此后不久,先后聽到了龍巖后田暴動和上杭蛟洋暴動的消息,特別是傅柏翠領導的蛟洋暴動,離我做工的地方很近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大革命失敗以后,上杭縣同全國各地一樣,國共對立十分尖銳。
1929年春天,陸陸續續傳來了關于紅軍的消息。我們村里得到這一消息的來源,是我的堂兄伍鳳祥從汀州的來信。慢慢地,我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。
1930年11月,我奉命到共青團上杭縣委報到。團縣委設在白砂。白砂是個大集鎮,離上杭縣城30多公里,是上杭北部的交通咽喉。
1933年8月5日,少共國際師在江西寧都成立。福建加入少共國際師的團員青年先在汀州集中,編為2個大隊6個中隊,有900多人。團省委派我帶隊前往寧都報到。
1934年3月16日,共青團中央書記凱豐同志接待我,同我談話。他說,中央決定調你到紅軍部隊中去工作,主要是在部隊里做共青團的工作，也要做地方上的青年工作。中央紅軍長征后，我被調到了紅八團，堅持在閩西開展游擊戰爭。
時隔不久,張鼎丞同志派人送信來,要我們紅八團也轉移到永定金豐地區去會合。
1935年3月,我們率紅八團開赴永定縣下洋長嶺下,同紅九團會師。
1935年,是閩西三年游擊戰爭最為艱苦的一年。臺灣地區黨在這年4月至7月對紅軍游擊隊發動了第一期“清剿”,8月至12月又進行第二期“清剿”,連續不斷地向紅軍游擊隊進攻,妄圖徹底剪除他們的心腹之患。
1934年10月主力紅軍向西突圍長征后,臺灣地區黨數十萬大軍迅速地占領了中央蘇區腹地的所有城鄉,并對蘇區人民實行慘無人道的摧殘、屠殺和鎮壓。
1937年1月初,紅三支隊轉移至（永定培豐）寨背爐村。這里是我們的根據地,群眾基礎很好。
1937年11月中旬，我離開閩西,前往廣東梅縣工作。梅縣與閩西永定相鄰,語言也相通,都講客家話。我到梅縣的時候,臺灣地區黨對我們黨的活動限制很嚴,梅縣的黨組織活動還處在很秘密的狀態,就是群眾性的抗日救亡工作也是在秘密和半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。
1938年10月,我調離梅縣,回到了永定。
1941年我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,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學習毛主席《改造我們的學習》的報告。
1941年八、九月,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在楊家嶺開辦了“黨史學習研究班”,把七大代表中的各省、地級以上領導干部集中起來,主要是學習六大以來的文件。我也參加了這個學習研究班。
1938年春,由有名的反獨裁主義女戰士、作家胡蘭畦率領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到武漢招募新兵,尹峰在她姐姐的鼓勵下,放棄了學業,參加了戰地服務團,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。
1941年皖南事變前夕,尹峰經過一年半的艱難跋涉,幾番死里逃生,從重慶到達山西的桐山谷八路軍總部,然后于1942年6月輾轉來到了延安。
尹峰到延安以后,也參加了延安整風。她那時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,同河北省委書記馬國瑞的妻子馮里住在一個窯洞里。馬國瑞是我們支部的書記,馮里是尹峰所在招待所支部的書記。他們夫婦倆很關心我們,經他們介紹,我與尹峰認識了。我們一見面就很說得來,交談幾次也就熟悉了。不過由于她是從大后方來的干部,要接受嚴格的審查,所以我們在關門整風審干那一段時間里,彼此停止來往。整風結束后,了解到她的政治歷史已經查清,沒有問題,我們就經常在一起了。不久,我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結婚申請。獲得批準以后,我與尹峰于1944年8月在延安結了婚。
1945年8月9日,我們這支400多人的干部大隊從延安出發,走了三天,到達米脂縣。一到米脂,我們就聽說日本鬼子投降了。
同志們的心情非常興奮,艱苦抗戰,終于等到了這一天。
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,率部南下蘇北,從蘇中到魯南,挺進中原,參加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。
后來,進軍福建,最突出、最急迫的問題是干部不足,組織讓我組建南下服務團。
大約是6月10日,張老（張鼎丞）把有關的同志召集來開了一個會,正式宣布福建省委的決定：成立南下服務團,團長由他自己兼任，陳辛仁和我任副團長。具體工作指定由我負責。
1950年4月,福建省委正式決定派我去龍巖擔任地委書記。
1952年5月我離開龍巖調回省委組織部工作。
1956年9月,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。我是黨的七大代表,這次又當選為八大代表。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,我感到十分榮幸!
1982年9月,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勝利召開。我再次當選為十二大代表,光榮出席了大會。
1987年10月,黨的十三大召開的時候,我已經從省政協主席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。全省黨員仍然選舉我當十三大的代表,我感到十分榮幸。
1997年,是最難以忘懷的一年。這一年,香港回歸祖國,中華民族洗雪了百年恥辱。這一年9月,83歲的我又一次走進雄偉莊嚴的人民大會堂,出席黨的十五大。
當我們懷著豪邁之情跨入21世紀的時候,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開幕。我再一次作為福建的代表出席了這次舉世矚目的歷史盛會。
從出席黨的七大,到出席黨的十六大,半個多世紀過去了。半個多世紀前,中國共產黨從延安寶塔山下走來,走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彌天烽火,走過了新中國誕生后的凱歌歲月,也走過了十年“文革”的風雨歷程,走到了21世紀改革開放成就輝煌的今天。作為八次出席黨的代表大會的代表,我見證了中國共產黨走向壯大、走向勝利、走向輝煌的歷史,我感到十分榮幸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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